在中国历史上，地方志的编纂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，用于记录各地的地理、历史、风俗和文化等资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不同，各个地区的方志在编纂体例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创新性。以下是一些在地方志编纂体例上有显著创新的地区及其特点：

1. 浙江金衢严处四州总志 - 明末清初时，浙江的金华、衢州、严州（今建德）与处州（今丽水）四州的士绅合作编撰了一部名为《金衢严处四州总志》的地方志。这部方志打破了传统的府县志框架，首次将多个行政区域联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的记述，开创了一种新的区域综合志体的先河。它不仅包括了各地方的详尽内容，还特别注重区域内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变迁。

2. 安徽安庆府志 - 清乾隆年间，安徽安庆知府张廷玉主持修撰了《安庆府志》。该志书在体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，首创了“艺文”一目，专门收录当地文人学士的作品，这为后来的地方志增加了文学艺术的内容，丰富了史料的价值。此外，《安庆府志》还对历史沿革、山川形胜、风土人情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记载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

3. 江苏苏州府志 - 在明清两代，江苏省的苏州府一直是江南文化的中心之一。当地的文人雅士对地方志的编纂尤为重视，多次修订和增补原有的府志。特别是在明代中期，由著名文人王鏊等人所编写的《姑苏志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该志书不仅保留了前人对于苏州历史文化的丰富记载，还在分类上更为细致合理，如增设了“物产”“灾异”等专篇，使得地方志的内容更加全面深入。

4. 广东广州府志 - 作为华南沿海的重要城市，广州市的地方志也反映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活动。清乾隆年间修成的《广州府志》就以其翔实的海外贸易记录而著称，尤其是在对外关系和海事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。同时，《广州府志》也对本地的农业生产和少数民族风情有所涉及，体现了广州作为中外交流窗口的多重面貌。

5. 四川成都府志 - 成都是四川省的政治、文化和商业中心，其地方志的编纂也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多元特征。清康熙年间的《成都府志》在体例上就有别于其他省份的同类文献，尤其突出了对水利工程和农田灌溉系统的详细描述。这是因为四川盆地多山地和水网，水利建设至关重要，因此地方志中对此有着特别的关注。

综上所述，中国不同地区的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都因地制宜，结合本地实际需求和发展特色，形成了多样的体例风格和内容重点。这些地方志不仅是了解各地历史的珍贵文献，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、区域文明多样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参考资料。